如果没有构成实质偏离，在下位法对事物性质之理 解更加优越的情况下，仍然需要分析这种与宪法规定的不一致能否得以正当化。
换言之，在公众的心目中法律当然具有权威性，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第二个维度是法治政府，它是依法治国中的关键因素。
(一)强化公民宪法权利与其他权利的关系 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经历了一定的认知发展阶段，例如，在1954年的宪法中将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仅仅放在第三章，而在现行宪法中则将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提前到了第二章，足见我国在公民权利认知上越来越进步。(29)这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宪法监督制度非常重视，宪法监督制度是宪法权威的体现，是实现依宪治国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深而论之，在法治实施层面上要让宪法动起来，要让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变成实实在在的法治实践。(二)宪法主导治理过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对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制度设计和规范，强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的意义和地位。现行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有很多方面，如平等权、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权、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等。
(23)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求是》2019年第4期。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版。(21)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鄂行终字第46号，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10行终3号。
⑧参见陈鹏：《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意义》，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⑨ 鼓吹合法预期保护的学者认为，合法预期保护相较信赖保护具有的优势是：(1)获得了英联邦国家和欧共体的普遍认同。(73)那么对可撤销行政协议，行政机关可否依《行政协议规定》第16条，单方解除协议？解除之优益权应系针对有效行政协议而言，履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协议若将造成公共利益之严重损失，此协议应属无效，对其履行行使优益权即无从谈起。(27)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行终字第326号。
如认为县政府对于有错误的颁证行为虽可自行纠正，但相对人信赖利益要大于该县政府纠正行为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因而判决撤销县政府的撤销决定。《行政协议规定》允许当事人诉请撤销行政协议，应理解为系对相对人或第三人自主决定是否消灭协议效力的授权，行政机关不得自行撤销违法仅仅达到可撤销程度之行政协议，并据此拒绝履约。
其次，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缔约承担协议义务足以彰显其信赖表现。(7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粤71行终1333号。(61)参见章剑生：《有错必纠的界限》，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18)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行终2476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行再21号、(2019)湘行终1264、(2019)湘行终1857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行终字第00029号、(2019)皖行终22号，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黑01行终360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渝高法行终字第00223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1行终20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闽行终1186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琼行终242号，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行终48号、(2017)豫16行终39号、(2019)豫16行终277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行终191号，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6行终30号，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1行终279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行终字第90、1271号，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益法行终字第4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行赔终40号。
(69)鉴于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皆有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70)故行政机关也不得借由行政协议而对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擅加支配。在英国也有判例申明：如果允诺超越公共机构的权限则信赖将得不到保护。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0行终82号称：冯计生持有的隰国有(2001)字第032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应是合法有效的，其基于证书中登记的土地使用权益的合法预期亦应得到法律保护。参见王贵松：《行政信赖保护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75页。
(18)唯允诺有效并非没有前提。(37)参见前引⑥，吴坤城文。
相对人要求行政机关重约践诺的前提，首先是行政协议有效。(44)笔者检索到含有合法预期的二审和再审行政判决书只有3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行再1号称：只要举报人实施的举报行为客观上满足了行政奖励条件，基于诚实信用和对举报人合法预期的保护，行政奖励机关应当按照奖励规定及时履行给付举报人奖励的义务。
最后，相对人的信赖应值得保护，即相对人对协议违法并无过错。陈敏：《行政法总论》，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89页。(20)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洛行终字第119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行再21号，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1行终56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行终451号。(55)此外，若当事人没有任何具体的信赖表现，将无法举出任何信赖利益的损失供与公益衡量，以决定应否提供存续保护。相对人此时的信赖基础既可是政府以规范性文件或具体行政行为明确作出的允诺，也可是不直接含有允诺内容的审批、登记等具体行政行为。⑨参见余凌云：《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101页。
而且，司法实践对多种行政行为均课予诚信义务，也颇类似于学说上主张的信赖保护原则在适用上并未囿于撤销或废止授益行政处分，还囊括法规的变更废止以及计划、许诺和公法合同之改变的见解。(42) 可见，我国现行法和裁判实践对政府诚实守信、践约守诺的要求近似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信赖保护原则，具体表现在：首先，很多裁判要求，相对人主张信赖保护的前提是存在作为信赖基础的(合法或违法)行政行为以及信赖值得保护，这符合前述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信赖保护三要件中的两个要件，却不同于大体徘徊在合法性范畴内的合法预期之实体性保护。
(17) (二)许可外行为 行政允诺常常涉及诚信问题。鉴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变迁的速率，并且顾及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之信赖利益更契合依法行政的要求，废止合法具体行政行为须自废止原因发生后1年内，而撤销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则应限于行政机关知悉相应事由后1年内(但相对人以欺骗、威胁、贿赂引致行政行为的除外)。
但信赖保护不只是补偿保护，而且包括存续保护，因此在确定是否撤销或废止行政许可时，应对公共利益和相对人利益加以衡量，只有在撤销或废止许可的公共利益超过相对人维持许可可得收益时才可撤销或废止。合法预期获得保护的要件是：第一，行政机关在有关行为、意见或政策中所表达出的意思必须清晰、无歧义且没有限定条件，或者至少存在某种固定的实践或行为。
(28)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行终字第80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918号，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3行终32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行终751号，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1行终37号，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1行终16号(25)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3行终351号，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4行终93号。还有认为相对人基于对行政机关不当审批的信赖而进行建设行为，不宜对违法建筑简单予以无偿拆除。如认为县政府对于有错误的颁证行为虽可自行纠正，但相对人信赖利益要大于该县政府纠正行为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因而判决撤销县政府的撤销决定。
随着行政协议被行政诉讼法引入，很多判例援引诚实信用或信赖保护，禁止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增加对方义务、单方变更解除或拒绝、拖延或不完全履约。(59)参见前引(38)，林明镪文。
(29) (四)行政协议 司法实践对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诚实信用要求，并不限于其单方行政行为。(40) 行政行为是否还应符合一定条件方可作为信赖基础？正如上文对行政许可的存续保护之论述所示，很多判例并不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合法，但也有判例提出允诺不得违背法律法规抑或法律禁止性规定。
⑤参见杨临宏：《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1期。(2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498号，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行终字第5、1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行终字第495号，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6行终16号。
第二，上述意思应由行政机关中实际上或表面上有这方面职权的人作出。(65)参见前引⑥，吴坤城文。⑵这都构成了怀疑我国也应效仿英国的理由。(3)业已形成了成熟细腻的制度，因而更值得我国借鉴。
②参见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载《法学》2002年第5期。(53)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5条，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可由法院判决确认无效。
虽然主观上的信赖也必须有客观的证据，法院肯定不能随意认定相对人有无信赖。最高人民法院也主张，撤销行政许可必须考虑被许可人的信赖利益保护，衡量撤销许可对国家、他人和权利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大小，不宜硬性地、无例外地撤销已经存续的、存在瑕疵甚至是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
其次，除了相对人因欺诈、胁迫等不当方式获得许可外，行政机关依职权撤销应有之期限限制尚付阙如。莫于川、林鸿潮：《论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